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家和地中海史学家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1936—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今天讲的这个惨剧，也许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642名村民被屠杀，这个数字跟南京大屠杀30万人、一战中倒下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样一个规模较小的人口屠杀事件，以及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本身，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史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恰恰是微观历史研究范式下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通过微观史的某个具体案例，就像拆解一架机器一样，把所有零件放在工作台上，然后思考如何把这些零件重新组装成一件有一般意义的机器，或者说建构一个新的历史学的结论。
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莫里斯·艾马尔居住的小村庄受到德国占领军的残酷镇压，大量无辜平民被杀。他的讲述强调了个人少年时期的回忆如何参与到法国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分析个人记忆如何与集体记忆发生互动，又与官方对历史问题的阐述如何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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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惨剧的前一个星期，我的父母决定把我和弟弟两个人送到法国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去，他们曾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认为在乡村可以让我们免受轰炸和食物短缺的困扰。当时父亲继续在巴黎工作。长我六岁的哥哥还要继续在高中读书。利摩日(Limoges)是利穆赞(Limousin)大区的首府，距离巴黎南部400公里。1944年6月10日，当时在法国南部的德国军队疾速向诺曼底开进，准备在这里抵御已经登陆的同盟国军队。我们所在的那个小村庄叫“格兰河畔的奥拉多”(Oradour sur Glane)，村庄的中心地带居住着2/3的人口，还有1/3居民住在周边，特别是上端进口的地方。“格兰”就是下面流经村庄的那条河，“奥拉多”一词来自拉丁语，原指开会演讲的大厅，后来指布道的讲堂，成为“教堂”的代名词。我祖母的房产就在这个村庄西北方向的入口处，距离村庄只有400米的距离。我的父母亲当时把我送到乡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把我和我弟弟寄宿在当地的学校里以完成小学课程。我的祖母是小学校长，因此父亲就希望祖母把家里变成课堂，让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如果我俩调皮，再送到学校里去。幸运的是，我们兄弟两个都很勤勉，每天在家里的课堂呆上3个小时，而且我的祖母非常耐心。
诺曼底登陆4天之后，6月10日星期六下午4点，乡村里的生活还是安安静静，没有任何特殊的事发生，甚至村民们似乎并不知道诺曼底已经发生了登陆的历史事件。下午2点到2点一刻的时候，我爬上樱桃树摘樱桃吃，却在树上看到了一支德军小部队，而以前只是在巴黎才能看到。在这个地区，在法国中央高原那一带比较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庄里，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德军。我亲眼看见这些德军从村庄的入口处开始———那边大概有四户人家，三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德军挨家挨户地搜查，从地窖一直搜到顶层的储藏室，然后把那三个男人押解到村口的临时据点。半小时后，那三个村民回来了，告诉我们说德军里有个副官，检查了他们的证件以后，就对他们讲：你们可以回去了，但千万不要离开家里一寸。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是由于这个副官的良心发现，我们才幸免于这场屠杀。可是在村庄的另外三条进口的路上，德军在方圆两公里进行搜查，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后来，我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在军队里上级对下级可以作强制命令，但也会有极少数的士兵和副官，由于自己的人性尚未泯灭，可能会提供给人们一线生存的机会。后来我们又看到从路上走来另一些人，又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其中有个18到20岁的年轻男子，是当年拒绝到德军去服役的。他说德军的指挥官要求用击鼓的方式召集村民，让大家带上所有证件，到教堂附近的市场那里集合。这个年轻人，因为拒绝去服役属于违法，所以不能到广场上，以免被德军识别出来，于是他就躲在他祖母的房子后面，避免了被发现的命运。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在当时的法国，孩子们在星期六这一天的上午、下午都要到学校去上学。也就是说，当时村民们的孩子在下午2点半到4点时，基本上都在学校里。这些孩子的年龄在6到13岁，他们最终都被德军屠杀。自行车、缝纫机……面目全非的日常用品还静静躺在今日的奥拉多
不到4点的时候，有位老大娘，她住在村庄入口处的一个茅屋里，经过我们这儿，说是想去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当时大人们都说不要去，可是这位老大娘讲：我得去。我的祖母作为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小学校长，有一些声望，她跟这位老大娘讲：你去也没有用，但是因为你要去，我陪你一块儿去。小学就在村口。她们走过去的时候，学校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可是这两位老人都还没意识到，就在150米之外，屠杀正在进行。首先就是在村里充当市场的广场上，屠杀男性居民，然后把妇女和孩子全部集中到教堂里进行屠杀。我祖母对老大娘讲：“你看，你到这里来已经没有用了，还是回去吧。”老大娘说她还要在这里等自己的孩子。我祖母说：“我劝不动你，我没办法，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我得回去照看他们。”然后她步行回到自己的家里。那位老大娘最后被德军的机枪扫射，死在学校门口。当时他们不仅屠杀村民，而且用汽油烧毁房屋。我今天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只记得当时处处都在冒烟。德军在10日夜里悄悄撤离后，11日还有一些德国士兵回来清理他们留下的痕迹，一直等到12日，人们心怀恐惧地回到自己的村庄，才意识到这场屠杀的惨不忍睹。身为儿童的我，当时在一群成年人的庇护下，幸存下来。我听到了村里人讲的一些消息，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让人半信半疑，但是大家都无不怀着恐惧的心情在谈论究竟该怎么做，我记住了这些话，想去理解、阐释这件事情对大家是什么样的影响。外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清晰、具体。他们了解到，德国士兵把男性村民集中在6个仓库和车库里，用机枪扫射，然后堆上做饲料的干草烧，那些没有被机枪完全扫死的人，都被火烧死了。而在集中了妇女和儿童的教堂里，德国士兵关起门来，然后从窗口扔进炸弹，待炸弹爆炸后再用机枪扫射，再用草垛堆在他们身上点火烧。还有一个消息是，村里有二三十人躲在一些不为德军所知的地方，幸免于难。这二三十人中有一部分就是当时拒绝去德国服兵役的年轻人。这些幸存者中只有一个孩子，8岁。当时有40多个从洛林到这里来避难的孩子，他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家人都死于屠杀。还有七八个人遭到机枪扫射后受伤，但在德军走后，他们奇迹般地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包括6位男村民，1位女村民。6名男性中有4人当时没被射中，另两人被射中腿部;其中那位女性，在德军往教堂里扔炸弹的时候，手里怀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被射杀了，她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了离她最近的教堂窗户。当她从窗口跳下的一刹那，德军士兵从远处向她开枪，所幸没有赶过来再补一枪。她跳下来以后，拖着伤腿，慢慢爬到教堂边的花园里，在里面匍匐了26个小时，然后才回到自己家里。这些都是直接的见证者。
我那时是个7岁半的孩子，把这些直接的、间接的见证话语都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构成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后来，本村的幸存村民以及村外的人前来支援，帮助清理遗骸和遭焚毁的房屋。我有个表兄弟，当时住在利摩日，是基督教救世军的成员，他也来到村子里，参加了善后工作，他后来成为医生。我当时自己也到村子里去了好几次，看到了车库和仓库，也就是集体屠杀男性的地方，但是我没敢进那个惨不忍睹的教堂。几星期后，我亲自参与了由教堂神父主持的受难者葬礼。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从此我再也见不到这些在我父母和祖母这个圈子里一起做游戏的伙伴们了。又过了几星期，我和我弟弟住到离祖母屋子几百米外的地方去躲避，又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德军又进了村。大家都纷纷地躲进树林里，两三个小时后我们知道德军离开，才回到自己的家里。👇阅读全文
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法国如何对待奥拉多屠杀——莫里斯·艾马尔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刊《文汇学人》2016.3.11